“‘日本哲学与宗教思想’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2020年年会”于12月5日上午九时在北京燕山大酒店召开。本次会议的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青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仰海峰教授，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林美茂教授，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北京大学哲学系魏常海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甦平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致辞回顾了中华日本哲学会和日本哲学学科的发展沿革，重温了中华日本哲学会在创立之初追求“哲学精神”的学会宗旨，明确了在当今多元学科的共生之中学会进一步前行的方向，展现了日本哲学学科在新学人、新思想中的新气象，并表达了前辈学者对青年学者寄予的肯定与厚望。

 本次会议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建筑大学等国内在京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60余人参与了本次论坛的线下会议。由于疫情原因，京外学者采用线上方式参会，来自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参加了线上发言。会议设有三个分论坛：第一、第二分论坛为线下会议，第三分论坛为线上会议。会议论文广泛涉及了日本的哲学、思想、宗教、文化等多个面向的内容，并以青年学者为主，充分展现了学会新生力量的学术风貌。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林美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青教授、北京大学王颂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李萍教授分别做主旨演讲。林美茂教授的主旨发言题目是《为什么是“哲学”？——以中江兆民的妥协为线索》。林教授首先提出了他的问题意识，即为什么被誉为“东方的卢梭”的中江兆民，最初坚持以“理学”翻译“philosophy”，而到了晚年却接受了“哲学”的翻译呢？通过仔细地文献爬梳，林教授指出：首先，按照中江兆民的理解“philosophy”所探索的至高对象（即“最高层之理”）并非“超越性”的存在，这决定了他的哲学具有了唯物论的倾向。其次，中江兆民对汉学的积极态度，让他坚信在汉字中不可能找不到翻译西方概念的语言。再有，混淆穷理之学与西方爱智之学使得中江兆民长期坚持以“理学”翻译。至于中江兆民最后放弃“理学”而采用“哲学”翻译的原因，林教授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哲学”的翻译受到了日本政府的认可（东京大学成立时，文学部中有“哲学”讲明道义、政治理财学科”），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哲学”这个译语。但最终中江兆民还是做出了“日本自古以来没有哲学”的断言，其潜在的意味值得思考。林教授指出，其实西周采用“哲学”而非“理学”翻译“philosophy”的潜在动机在于企图以西方学术强势东进的近代为契机，在东亚学界建立起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学术话语体系，而这种追求，与日本学者从江户时期就企图改变传统“华夷秩序”，努力论证日本优于中国，从而确立日本文化主体性思潮一脉相承，这是日本人寻求主导东亚世界的思想意识的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王青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老庄思想对西田哲学的影响——以“纯粹经验”与“绝对无”概念为核心》。王教授提出，学界一般认为西田哲学受到禅宗影响很大，甚至认为西田哲学本质上即是一种佛教哲学，而王教授认为实际上老庄思想的“道”也是西田哲学重要的理论来源。西田的“纯粹经验”是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对东方思想的逻辑化阐发，但学界主要注意其禅宗思想的元素，而老庄重视直觉与体悟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对“纯粹经验”主客合一论的影响则很少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西田提出了主客合一的直接经验即“纯粹经验”，这不是西方哲学式的对象经验，而是一种他往往比拟为“初生婴儿般混沌的统一”的意识状态，可以说西田为老子思想中常用的“婴儿”意象赋予了哲学的意涵。“纯粹经验”的主客合一性质西田解释为“物我相忘”的精神状态，而这正是庄子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逍遥游的境界。西田哲学中“场所”及“绝对无”的概念也与老庄思想中“有生于无”的宇宙论具有密切的渊源，西田所谓主客合一的“绝对无的场所”论吸收了老庄思想中“有”“无”对立统一之“道”哲学的因素，他力图以此超越西方哲学中“有的场所”=实体论的立场和“相对无的场所”=主客二元论的立场。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教授以《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日本佛教资料的价值》为题做了第三场主题演讲。王教授从佛教文献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日本佛教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的思想文化中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佛教文献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见证，对于东亚佛教史和中国近代佛教的研究有重要意义：首先，从古代佛教文献的价值出发，一方面伴随着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进程，发展出了众多宗派，其中神佛习合的特征以及相关的制度等都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日本收集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代佛教文献，就写本文献收藏的数量而言，位于世界第一。其具体的利用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作为一手资料，可以用于考察中国佛教同时期的史实和文献；日本所收中国文献可用于系统梳理佛教宗派，勘定、辑佚中国古代佛教文献；而其中日本佛教的独特文献，也具有作为世界佛教史重要部分的思想价值；日本近代所编纂的《大藏经》与《续藏》，是佛教研究不容忽视的资源；在失佚典籍的逆向输入与回流方面，也对近代以来的佛教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近年日本佛教研究也有突破性的进展：在敦煌文献方面，公开了杏雨书屋所藏《敦煌秘笈》；在古写经方面，奈良、平安到镰仓时代的古写经相继被发现；在散佚文本和异本文献方面，疑伪经、早期汉译经典、高僧传系列、律典、重要义学著作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发现和展开。除古代以外，有关近代太虚大师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推进，在这一方面日本的许多研究可资利用。因此可以说研究日本佛教文献不仅有助于考察佛教思想的演变，对于呈现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也有一定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萍教授主题演讲的题目是《论日本茶道的现代性》。李萍教授指出，日本茶道的现代性在于，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形式，而是一个不断“被发明”的活的传统。日本现代思想的转变与引进西方哲学有重要关联，其中一些重要概念的创译也对日本茶道的现代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人格”这一概念。“人格”中包含了自主意识，是解释道德行为的源泉，借此概念涌现出了个体主义的思潮，而“人格的完成”亦被作为国民教育的目标而施行。其次是“教养”这一概念。“教养主义”影响极大，“教养”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注重的是国民意识的塑造和社会文化的培养。在学院哲学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共同体的确立过程中，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久松真一的《茶道的思想》不仅使“茶道”成为了具有特定内涵的关键词，而且成为了哲学的研究对象。茶道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对茶道精神的重新诠释。“和敬清寂”之“和”，可以视为千利休对原本“谨敬清寂”之“谨”的“去唐化”，“和”字也体现出了武士阶层对生死问题的和解。日本战败后，这一概念又体现出反战的和平主义。第二，在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下，茶道传习向女性开放。第三，职业化的发展。日本茶道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民层面的个体崛起，这反映了独立的个体寻求自我认同和身份归属的探索；其二是国家层面的文化重塑，这代表了日本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民族自我形象的革新。

在第一会场，有九位学者分三场进行发言讨论。第一场会议由唐永亮教授主持。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张慧副教授，以《藤田茂吉的民权思想与孟子思想》为题，阐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对藤田茂吉的民权思想的影响。藤田茂吉的君臣观念沿袭了孟子“贼民者一夫纣”的说法，其以民意代表天意的诠释，使西方的民权思想得以通过本土化的方式被表达，从而被更多人理解和接受。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顾春副教授报告了《<大同书>与<星界想游记>》。顾老师认为康有为《大同书》与井上圆了《星界想游记》的乌托邦思想有着相似的思想根源。通过回溯二人的交游情况，顾老师指出了二者思想的联系和区别。北京外国语大学党蓓蓓博士的报告题为《康有为的宗教观——以神道为中心的考察》，她认为康有为虽然在《日本书目志》中有矮化作为自然宗教的神道的倾向，但在《日本辨证考》中却肯定了日本神道对国家仪式的整合作用，这可能对其孔教论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第二场会议由钱昕怡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黄世军博士后报告的论文是《もののあはれ（物之哀）:国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认为本居宣长的古道论与物之哀的逻辑一致性在于：排斥汉意的“造作”、人之道对神之道可以感知但不可把握、绝对排斥自身的主观性。因此，以もののあはれ为国体形式最终导致的后果与困难是，主体在近代国体论以及“超克论”的同时在场与缺席。北京大学日语系刘琳琳副教授在《日本天皇之镜的神话与古代中世的政治思想》中指出“八咫镜”作为天照大神和太阳神的替代物，在北畠亲房以“明”和“正直”为核心价值的论述中，逐渐形成以“八咫镜”为核心的阐发天皇正当性的神器话语。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何鹏举副教授报告了《江户时代的疫病与日本兰学的兴起》一文，他认为江户中后期疫病频发，兰学即在从近代西方医学的汲取中兴起，并深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第三场会议由贺雷教授主持。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李殊硕士报告题目为《试论德富苏峰皇室中心主义思想对日本国民思想的诱导——以<国民自觉论>和<国民教育论>为中心》，该文认为德富苏峰的思想一直围绕民权、国权、皇权三者进行，追求国权即日本独立是其一生目标，民权与皇权此消彼长，而后者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姚怡然博士的《伪满建国大学的五族学生群体研究》通过分析伪满建国大学中五族学生的思想活动、实践活动，展现了殖民教育环境下伪满洲国五族学生不平等、无民族协和的生存状态。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孟硕洋博士的《日本博士教育制度的历史考察》，回顾了日本博士教育制度的发展沿革，即从具有师徒制传统的德国模式，到强调选修规定的课程并接受资格考试的美国模式的转变。

在第二会场，也有九位学者分三场进行发言讨论。第一场会议由韩立新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孙彬副教授，她的题目是《论西周对“先天”“后天”概念的创译》，孙老师主要讨论了西周对“先天”“后天”概念的翻译。具体而言，西周分别在认识论意义、逻辑学意义、伦理学意义，还有学术意义四个层面使用了“先天”和“后天”概念。孙老师强调西周在伦理学意义上对儒家五伦进行了修正，即增加了“师徒之伦”。其结论是西周的“先天”“后天”理论来源于东方传统哲学中“天”的概念。接着清华大学外文系硕士研究生史冰容报告了《『和漢朗詠集』中の白居易詩――三月尽と仏名を分析する》一文。论文主要讨论了《和汉朗咏集》中白居易的诗歌，重点在于“三月尽”与“佛名”的分析。她认为“三月尽”是白居易特有审美意象，被日本人敏感地捕捉到来表达惜春之情。而“九月尽”则是日本人仿照“三月尽”的发明。白诗中“佛名”本义是“佛陀名号”，但在日本诗中指“佛名会”。两个例子体现了中日思想在不同背景下理解的偏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伟的发言题目为《型-形论与想象力——对<想象力的逻辑>的一种日本文化论解读》。其主要观点是：日本文化传统中不可言传的精妙之处并非不能够用语言阐述其内在理路，日本文化论的“型-形论”不仅可以概念化，也可以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概念化。

第二场会议由陈化北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的张晓明老师，题目为《道之宜、羞恶、公利：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张老师首先从解读中国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入手，认为朱子学中的“义”是“天理之所宜”而“利”是“人欲之私”，两者互相对立。而日本思想家对“义利之辨”有独特的理解，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公利和私利作为阐释义利之辨的分野，且“义”作为道的原理性和社会规范的体现，始于羞恶之心，从而形成武士道的道德规范。第二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日语系的刘莹博士后，她报告的题目是《儒学化的神道体系建构——论雨森芳洲之“圣统”》。刘莹博士后以学界将“京学派”定位为没有思想创新为问题意识，提出思想影响现实需要一个不断被通俗化的“降格”路径。这一路径既是儒学不断深入日本社会的过程，亦是日本儒学庶民化的过程。京学派的代表之一雨森芳洲即仿照朱子学道统论，塑造出了以三种神器为核心的日本圣圣相传之统。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茂林博士，题目是《中日理学思想的时空汇聚——试论安东省庵的儒学成型》。王茂林博士通过追溯安东省庵儒学思想之形成过程，勾勒出省庵儒学的大体建构：受尺五蒙学影响，自觉传播儒学的使命，后受明学影响，从崇朱转为主气，而朱舜水的赴日，则对其儒学思想的成型起到“纠偏”的重要作用，由此而还原出省庵从一个传统日本武士成长为一位日本朱子学者的思想历程。

第三场会议由李萍教授主持。第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孙宝山副教授，发言题目为《日本黄檗宗的历史及现状考察》。孙教授从明清之际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开始讲起，梳理了隐元禅师建立万福寺、创建黄檗宗的历史，随后勾勒了黄檗宗在近代日本衰落与转变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其在当代的发展现状和运营模式等问题。第二位发言人是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耿子洁老师，发言题目是《九鬼周造的时间论与中国禅宗思想之关系辨析》。耿老师指出九鬼周造的时间观并不同于其师海德格尔以将来为中心的现象学时间观，而是以现在为中心的回归的形而上时间结构。这与禅宗“一即多、多即一”“瞬刻即永恒”的特殊构造，以及禅宗顿悟后“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神秘时间体验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通达时间体验的路径，思想理论的哲学问题等方面有所不同。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冯璐博士，发言题目是《试论西田几多郎的艺术理论——以前期西田哲学中艺术与实在的关联为例》。冯博士指出西田哲学为以情意为本的文化赋予了哲学依据。西田哲学的“绝对无”是无形之形、听无声之声的东西，潜藏在日本传统艺术与审美意识之中。为了解决西方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西田主张回到主客未分的“实在”。

第三会场为线上会议，十二位学者分四场会议进行。第一场线上会议由韩立红教授主持。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日语系叶晶晶讲师以《昭和期的日本茶道文化论与近代茶道美学概念的确立》为题，以昭和期的日本茶道文化论为线索，探讨了冈仓天心《茶之书》中的“不完全”，久松真一《茶道的哲学》中的“不均齐”，柳宗悦《茶与美》中的“奇数之美”等逐步确立起来的茶道美学概念。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张晋博士后报告了《田中正造“真文明”思想研究》的论文。他认为田中正造的“真文明”思想可分为民主主义思想、环境保护思想和和平思想三方面内容。中山大学哲学系廖钦彬副教授以《京都学派的华严哲学：以铃木大拙、西田几多郎及田边元为核心》为题，阐述了京都学派华严思想的三个代表人物的思想路向和关联。廖教授认为，铃木与西田同样以宗教体验或心灵事实来处理哲学。然两者之间也不尽相同，铃木虽受西田影响，试图将佛教思想逻辑化，但不像西田那样，高举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对决。相对于此，田边终始不以宗教或哲学的任一方为根基，釆取彻底区分并揉合二者的绝对媒介辩证法的立场。作为与西方哲学相对抗的思想资源，华严思想在京都学派的哲学式话语转变的理论包装中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普遍性思维，然而却又在该学派哲学的笼罩下，再次掉入特殊性思维的框架之中。

    第二场线上会议由韦立新教授主持。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陶金副教授以《文明间对话视阈下日本新佛教女性观问题探析——以“池田对话”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为例》为题，通过考察池田大作评价妻子、母亲这两种不同的女性社会角色过程中思维向度的异同，一方面剖析池田大作对于日莲“女人成佛论”思想的传承，另一方面探讨池田大作对于日莲佛教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阐扬，以及当代教团体女性观的特点及其变化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诗嫣博士的发言题目为《从生命论的角度看儒教的宗教性——以加地伸行<沉默的宗教>为中心》。她认为加地伸行从死亡观和生命论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宗教”，强调儒教对于现世生命延续的关注。其中“礼”是儒教的宗教性和礼教性的连结点，而“教”应当是儒教延续的实践形式。（日本）关西国际大学现代社会学部的刘争讲师以《日本思想史の「例外」 ——加藤周一の視座》为题，考察了分散在加藤周一言说中的“例外”这一用语。其“例外”是作为个别的“自我”而发挥主体性的个人，而作为“个别”的“例外”也保有了普遍性。这种“普遍”的要素在于加藤自身内含着分有的日本人的共通性。

第三场线上会议由徐晓风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赵晓靓教授，题目是《近代日本国家构想中的民本主义》。赵教授认为，民本主义的价值绝非近代欧洲所独有，儒学的“民本主义”理论成为北一辉、吉野作造等思想家重要的东方理论资源，这表明此价值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民本主义”在近代日本遭遇挫折的教训则揭示出平衡“民主”与“自由”、正确认识民主价值的普遍性与民主实践的复杂性，是现代国家健康发展之不可缺少的条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周菲菲副教授，以《阳明学对日本工匠精神的影响》为题发言。周老师认为，中国阳明学偏向于道德行为之实学，而日本阳明学则偏向于治术技艺之实学。阳明学的平民化提高了工匠的儒学修养。日本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阳明学也有助于形成近代国家所需要的劳动天职观，并影响至今。第三位发言人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亚学院博士研究生胡敏，题目为《九鬼周造的男尊女卑观》。文章提出，九鬼周造从“女人先言不良”中推论出他的男尊女卑观，并从中国孔子以及日本儒者和西方男权思想家中找到认同。胡博士认为实际上九鬼是把普遍存在的事实当作了合理现象。

第四场线上会议由邢永凤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黄春婕，论题为《康有为与中江兆民的文明观》。黄博士认为，康有为和中江兆民两人都以西方文明为模版主张改革，但康有为强调平均主义，而中江兆民侧重于整体主义，这也反映出两国公私观的差异。第二位发言的是江苏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路剑虹老师，题目是《汤浅泰雄的“东洋精神”——哲学普遍性与民族主义的交融》。路老师认为，汤浅构建了哲学层面的“心身一元”论和“东洋精神”理论，建构出了基于自身的普遍理性，这标志着他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化视野下的民族主义。上海电力大学日语系的张玲讲师以《「西洋」に向かって――西田幾多郎著作の独（英）訳の経緯とアピール戦略》为题发言。张老师系统梳理了西田几多郎著作的德文、英文译本的翻译历程以及译者シンチンゲル的序言内容，着重分析了西田哲学翻译的方向性：一是全面介绍西田哲学，二是用西田哲学的框架对“西洋”或世界文化进行再解释，以引起“西洋”读者的兴趣。

分组讨论会议结束后，林美茂教授主持大会的闭幕式，三个会议室的代表唐永亮教授、陈化北教授、韦立新教授分别对各自会议组的讨论情况做总结发言。北京大学王颂教授在闭幕辞中指出，学会展开的诸多研究非常有意义，虽然世界的文明多彩多样，但中日两国是近邻，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更值得我们去学习与研究。为此，中国学界的日本哲学、思想、文化等研究，应该寻求如何做到区别于日本学界的崭新视角，以我们的研究成果为日本学者提供可以参考的问题意识。前会长郭连友教授指出虽然受疫情所限很多学者没能赴京参会，但是线上会议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让不能到场的学者也可以一起探讨问题。郭教授还呼吁，明年是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期待更加丰富而精彩的学术活动。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关于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盛会，对于进一步开展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赵雯萱、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