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王路先生治学从教40年来，孜孜不倦追求纯粹学术，成为我国逻辑学和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通过对逻辑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和现代逻辑创始人弗雷格的研究，树立了“逻辑就是‘必然地得出’”这一正确的逻辑观，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逻辑研究的一面旗帜；他关于“是”与“真”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研究，为哲学正本清源，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哲学的本质是逻辑，现代逻辑是极其重要的哲学研究工具。根据王路教授迄今为止所出版的著作，略述他40年来的学术思想历程，以资启发后学，促进逻辑与哲学的研究。

1998年10月16日，那是周五，我到花家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理报考手续之后，在院门外左边的书店买了一本王路教授(那时候是王路研究员)的《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换公交车来到建国门，站在了传说中的哲学所逻辑室门口。门大敞开着，一眼就看到挨窗户的办公桌前站着一个高大的背影，我叫声“老师好”,说明来意是要拜访逻辑室的老师们(并提到张清宇老师)。他转过身来，声若洪钟地说：“我是王路。你怎么不打电话预约呀?我们周二才返所。”然后声音放低放慢下来，“我住附近，我今天要不来的话，你不是白跑一趟?”面对着传说中的王路研究员，仰望着他那伟岸的块头，我诺诺而退，然后在接下来的周二果然见到了逻辑室的诸位贤达；此后，他们的指导也将让我得以见识到逻辑殿堂之美。

《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在王路教授迄今为止出版的26部著作(文集)中，是唯一一本我自己买的书，出版于1998年4月。1999年秋，我进了研究生院读学位；年底，逻辑室从9楼西段拐角的大办公室换到了10楼的小办公室，我们学生趁周二下午到所里上课的时间，到室里把存书尽情地各取所需，他的第一本专著《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1]就是在这个时候得到的。从此以后，王路教授每出版一本新书，都会签上“新文存正王路年月”相赠，就这样，我拥有王路教授出版的所有著作;在京这些年中，搬家已经5次，每搬一次家，很多书都会直接舍弃，但是这些书一直都跟着我辗转于京城东西南北大街小巷。前不久，和王路教授在日坛公园散步，他说手上又有新的书稿正在准备出版；在期待他这些新作的同时，我根据已经出版的著作，对王路教授这些年以来的学术思想历程做一个初步探索。

一、逻辑

我们从王路教授的第一部专著《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谈起。这本书在1987年9月写完，并于4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出版。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说的创始人，是形而上学学说的创始人，以致于“没有一部逻辑史不谈亚里士多德逻辑，也没有一部哲学史不谈亚里士多德逻辑”[1]1。传统逻辑在大学传授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二者又有着重要的区别；现代逻辑对亚里士多德逻辑有很多解释，而现代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二者之间是不同的。所以，王路教授认为“最主要的仍是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亚里士多德逻辑”[1]1;《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力图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发，回答什么是亚里士多德逻辑这一问题”[1]1,并且探讨用现代逻辑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应该如何研究逻辑史。该书在最后引用了一个故事，“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学者罗斯先生在牛津大学讲授亚里士多德逻辑时，和一个女大学生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女学生：罗斯先生，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这样说呢?

罗斯：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亚里士多德说的是什么。”[1]221-222

王路教授对此所做的评价是：“这一段话难道不能给我们以耐人寻味的启示吗?”[1]222那么，他想说的“启示”是什么呢?或许就是他一直以来对我谈到的“从文本出发”这一研究方法吧!或许也暗含着他自己后续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和理念?我还是从文本出发来谈吧。

周礼全先生是王路教授的指导老师，对他的治学之路有着原则上的影响。在回顾周先生的时候，王路教授这样说过：“198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在哲学所工作，可谓春风得意。不久，周先生与我进行了一次时间比较长的谈话。他听了我对今后工作的想法，对我说，要扬长补短……‘扬长补短’,非常精辟!做学问不是做买卖，不能搞短期行为，不能弄虚作假。……从此以后，我把周先生的这句话作为我的治学原则。”[14]11那时候，他自己有一个长期研究计划[13]序言1,准备沿着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现代这一历史线索，依次对亚里士多德、奥卡姆和弗雷格进行专题研究。1987年，在完成《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之后，因为受商务印书馆之邀，他把研究弗雷格提到了研究中世纪之前。

弗雷格研究由两部分工作组成：一方面，从1988年初到1990年初，王路教授翻译出《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27],并由商务印书馆在1994年6月出版；另一方面，在1994年9月完成《弗雷格思想研究》[13]一书的写作，交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1996年7月出版。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被公认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于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当代哲学，特别是对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当时我国学界还没有人对弗雷格的思想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没有这样一本专著。此前的1996年1月，逻辑室的张尚水研究员主编出版了《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中的第五卷《逻辑哲学》,在“导论”的最后，张先生说“最遗憾的是没有弗雷格的评传”[28]29。《弗雷格思想研究》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弥补了张先生的这一遗憾。邢贲思先生认为，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弗雷格思想的专著。它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了弗雷格的逻辑思想和哲学思想，对其主要问题：概念文字，意义和意谓，概念和对象，算术基础以及语言哲学和本体论，等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且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思想，比如关于意义和意谓的区分”[4]3。1998年，这部著作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冠以《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为名重新出版，和第一版一样，都列于胡绳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中。

在《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一书的最后，王路教授说：“我希望，弗雷格的思想成就可以给我国哲学工作者带来一点启示：现代逻辑是极其重要的!”[4]280但是，根据当时我国分析哲学的研究状况，他认为现代逻辑基本知识方面授受和训练的不足，导致了对西方分析哲学的理解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和困境；国内哲学界普遍对现代逻辑缺乏了解也使他“深感一个逻辑工作者的责任：我们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外，还应该积极宣传掌握现代逻辑知识的重要性，争取使它成为我国高校哲学系的基础课和必修课”[5]2。1997年，王路教授参加了国家九五社科一个重点项目，作为项目成果之一，他在1998年3月完成《走进分析哲学》的写作并于1999年9月出版。这本书的核心是“逻辑分析”,用非形式的方法讲述现代逻辑的思想，通过分析语言哲学的思想内容“来分析其中使用的现代逻辑的方法，揭示现代逻辑的方法在形成语言哲学的思想内容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5]2,意图“使我国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至少是使从事语言哲学研究的人认识到现代逻辑的重要性”[5]2,换句话说，就是人文精神应该包括科学精神。为了说明这一点，王路教授提到了陈启伟先生那个时候的一个访谈录，陈先生在访谈中认为：“分析哲学至今仍然是我们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亟待加强。而且我觉得分析哲学对意义问题的重视，对观念明确、思想清晰的强调，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正是中国哲学应向西方哲学更多地学习和借鉴的东西。”[5]3-4

在《走进分析哲学》中，王路教授第一次使用了“逻辑和哲学”作为自己著作的章节题目，并且第一次以标题的形式明确提到了“必然地得出”这个词1,认为逻辑的产生和重大发展的内部条件在于逻辑的本质即自身的内在机制，而“这种内在机制就是‘必然地得出’”[5]282,它就是逻辑的观念。就在写完《走进分析哲学》半年之后，1998年8月，《逻辑的观念》一书也完成了写作。这一思想随即于1999年10月以《论“必然地得出”》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上[29]。2000年3月，《逻辑的观念》一书出版，这本书追问的问题是“现代逻辑对哲学有什么用?而更深层次的则是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20]3。但是，现代逻辑的专门化和技术化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把握、才能真正地理解什么是逻辑，因此不仅需要重视和强调现代逻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应该有一个正确的逻辑观，应该对逻辑这门科学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现代逻辑(至少一阶逻辑)应该成为我国高校哲学系的基础课和必修课，以使我们培养的哲学系的学生不至于在知识结构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因为“不懂一阶逻辑，就是不懂逻辑。一阶逻辑不普及，我们的哲学研究和逻辑研究状况就不会有什么根本的改观”[20]5。2004年，他写的教材《逻辑基础》出版，以非形式化的方法讲述一阶逻辑的内容，认为学习逻辑的目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通过学习逻辑，掌握一些专门的技术和方法，从而使我们能够应用这些技术和方法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另一类是通过学习逻辑，培养一种逻辑的眼界和意识，从而使这种眼界和意识成为我们知识结构中的构成要素，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潜移默化地起作用。……还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告诉学生一些有关逻辑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逻辑的历史发展、一些主要的逻辑学家等等。就这三个目的而言，最重要的是逻辑的观念”[19]序1。

《逻辑的观念》一书的出版，正值世纪转折之际，它传达的“思想从观念上对国内学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而推进了1978年以来国内逻辑教学和研究现代化的进程”[30]279。而且，这一观念也深植于王路教授关于“是”与“真”的形而上学研究、关于语言与世界的研究之中。

二、“是”与“真”

王路教授在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导师是周礼全先生，研究方向为西方逻辑史。因为毕业论文选定的是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他不仅研究《工具论》,而且开始阅读《形而上学》。他在随笔集《寂寞求真》中记录了1982年发生的一则故事。那时候，他担任哲学家埃尔曼教授为期7天讲学的翻译，期间有一件事情对他触动很大——“埃尔曼教授讲了7天课，天天都在讲‘truth’,但是他明明讲的是‘是真的’(is true)这种意义上的‘真’(truth),根本不是‘真理’。”[14]47也就是说，王路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意识到，“是”与“真”是理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在1990年完成《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的翻译时，他已经明确了这一认识，指出“国内对‘Wahrheit’有‘真’、‘真理’、‘真理性’和‘真实性’等译法，与之相关的词及各种词汇形式的译法也极不一致”[27]译者序17。随后，在1992年的论文《“是”的逻辑研究》[31]中，他简要地提到了“是”与“存在”的区别，以及围绕这种区别所形成的学术争论。澄清对于“真”的理解乃是理解“是”的必要环节。1996年，他在论文《论“真”与“真理”》[32]中论述亚里士多德关于“真”的思想时，开始谈到亚里士多德对“是”的论述，并且简要谈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1997年，他发表论文《如何理解“存在”?》[33],提到康德的著名论题“是(Sein)显然不是真正的谓词”,并且指出“存在”的译法是有问题的，只是这篇论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存在(existence)”上。这一系列论文的主要思想在于，如果总是把“真”与“真理”混为一谈，或者分不清关于“存在”的研究与对“是”的存在解释的区别，那么对于如何理解“是”这个形而上学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就无法说清楚。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他于1998年发表论文《“是”、“是者”、“此是”与“真”——理解海德格尔》[34],以一种案例分析的方式具体阐述了关于“是”的看法。

经过长达20年的积累和准备，王路教授于2003年出版专著《“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以下简称《“是”与“真”》),系统地表述了他在形而上学方面的思想。他在书中提出：“求是、求真，乃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也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浩瀚的文献和复杂的问题，涉及诸多哲学家的思想和论述。真正谈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求全面，仅仅有重点地选择一些哲学家的著作进行案例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着重考虑是与真的联系，由此提供一条理解的线索。”[9]《“是”与“真”》一书认为在西方哲学研究之中，应该将being译为“是”,应该主要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它，并且把这样的理解贯彻始终；书中探讨了“是什么?”这一问题，并且探讨了“是真的”这一认识要求和正确认识的标准，从而阐述了“是”与“真”、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联系。

《“是”与“真”》主要是从语言层面对being的研究进行了探讨；2007年，《逻辑与哲学》出版，从学科层面继续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方面回答了关于being的问题。书中对西方哲学从“是”到“真”的变化和发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明确指出，西方哲学与逻辑是相通的，传统逻辑的基本句式是“S是P”,其核心概念“是”与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所说的“being as being”(即“是本身”)乃是相通的。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说，对being进行语言层面和学科层面的研究，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此外，《逻辑与哲学》第八章的标题是“柏拉图类乎逻辑的思考”,王路教授关于这一章的想法是：“不谈柏拉图，当然也可以思考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因为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但是我认为，逻辑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对西方哲学的逻辑传统，也可以看得更远一些。加入对柏拉图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考虑得更多一点。”[23]序1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本文后面还会回到这个课题上来。2008年底，《弗雷格思想研究》被商务印书馆重版，王路教授在再版序中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说法，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一定是哲学史主线上的问题，是哲学史贯彻始终的问题。在弗雷格这里，就是真这个问题。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无疑是围绕着真这个概念展开的……他又明确地说，‘真为逻辑指引方向’,由此似乎可以认为，真乃是逻辑研究的问题。这里显然就有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17]

既然主张用“是”来翻译being及其相关概念，并把这种翻译贯彻始终，而且“是”这个问题和“真”这个问题是哲学史的基本问题，是哲学史贯彻始终的问题，那么从理解西方哲学出发，就应该考虑being这个词最主要的用法和意思是什么，就应该考虑用一个词如何能够体现和表达出这种通常的用法和意思。为此，需要克服改变过去的翻译、改变已有的认识等种种困难。“是”与“存在”的最大区别在于，“是”乃系词，而“存在”不是系词，把being翻译为“存在”,则从字面上割裂了逻辑与哲学的联系。那么，这里出现的主要问题是：系词的理解是一种逻辑的理解还是语言的理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王路教授在两年内出版了两部著作。2011年1月，《读不懂的西方哲学》出版，认为：“围绕being这个词和概念的问题固然很多，但是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则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一个：西方哲学家为什么要讨论这个being?确切地说，他们为什么要讨论这种系词意义上的东西?”[17]序4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重要的是要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而“存在”一词无法做到这一点。这部著作从哲学史的角度，选择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著作作为研究对象，说明如何把“是”的理解贯彻始终。2012年8月，《解读〈存在与时间〉》出版，这部著作则只以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于时间》为对象，从中选择了四节内容，逐段讨论，这样做同样是为了说明如何把“是”的理解贯彻始终。

改变过去的翻译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如果说这两部著作主要是为了克服这一困难，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困难有待克服，那就是改变已有的认识这一困难。

西方哲学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学科，涉及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集西方科学、思想、政治、宗教、语言等之大成，经历了从一体到众多科学的分离，有形而上学和其他哲学之分，而形而上学号称“第一哲学”,being问题正好属于形而上学领域。因为国人学习西方哲学往往是从阅读中译本开始的，由于being译为“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既有的知识结构。为了使得这种知识结构和积累成为促进学习进步的要素，而不是让它阻碍发展，需要一种颠覆性的观点。出于这样的考量，王路教授于2017年出版以王晓朝教授所概括的“一‘是’到底”论[35]为书名的著作《一“是”到底论》[22],以期有助于克服刚才提到的困难，并且展示了整个哲学史从being到truth, 也就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和转变，以期有助于我们真正地理解西方哲学。

总之，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形而上学》(或者说形而上学),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分析哲学，从而也就是理解西方哲学，就要理解“是”与“真”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语言与世界

在1996年出版《弗雷格思想研究》的时候，王路教授说过这样的话：“很久以前，我一直对逻辑和语言的关系十分感兴趣。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以从逻辑史的角度进行探讨。”[13]序言1在1999年出版的《走进分析哲学》一书中，他介绍了20世纪一些最主要的分析哲学家的主要观点和思想，并且通过这些哲学家们的观点和思想讲到了逻辑对于分析哲学的重要性、逻辑分析在哲学中的作用。研究弗雷格思想的时候，他看到弗雷格在给胡塞尔的一封信中用一个图示来说明自己的思想和胡塞尔的思想之间的区别。这份文献对王路教授的影响是巨大的，多年以来，他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一种句子图式在语言哲学的讨论中起作用，如何努力把它贯彻始终。”[21]序言1这些就是2016年出版的《语言与世界》一书的思想来源。

《语言与世界》出版之后，王路教授赠送给我一本。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提到过“哲学体系”的说法，他对我说：“你好好看看我这本书。”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就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36]1,而“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37]。语言表达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表达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认识，句子则是表达认识的基本单位，形而上学的探讨始终围绕着句子。在《语言与世界》中，王路教授基于弗雷格提供的图示，构造了一种句子图式，从而使它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帮助，即能够有助于一般性地说明和解释语言哲学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局限在解释弗雷格的思想；这种句子图式以逻辑理论为基础，是一种理解语言哲学的辅助性工具。书中基于基础图式构造了7个(类)句子图式，涵盖了简单句(单称句)、(数)量词句、复合句、模态句、认知句、真语句，以此陈述了语言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讨论了相关的哲学问题，尤其是一阶逻辑和模态逻辑相关的问题。与此同时，基于这些图式，王路教授在书中还分别讨论了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奎因、克里普克、达米特、戴维森和盖提尔等哲学家，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著名思想和问题，指出当前国内学界对这些思想和问题的讨论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后者做了学理上的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这些既是语言哲学讨论的基本内容，也包括语言哲学中一些最主要的问题。这个工作的意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助于认识和理解语言哲学中运用逻辑方法和理论所得到的许多结果，从而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和理论；第二，有助于更加充分地认识语言哲学的性质和意义——语言哲学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它的方法论意义，即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正是由于这种意义，语言哲学才会成为主流哲学。

逻辑分析当然涉及到逻辑的所指问题。王路教授在《语言与世界》的最后一节中认为：“就解释而言，最典型的日常表达无疑是这样的：‘因为……所以’,‘如果……那么’,‘假如……那么’等等。它们的特征非常明显，包含前提和结论。就内容而言，它们所表达的可能是条件和结果，原因和结果，时间先后顺序，反事实条件等等。这样的解释包含着一种结构……这样一种结构……我把它用于解释，就称之为逻辑。”[21]313这里的“逻辑”应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以及逻辑的观念，这样的逻辑就有起源的问题，而“逻辑的起源可以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25]13。我们在前面第一节中提到，王路教授在1991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中引用了一个故事，在故事中，罗斯先生说他不知道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这样说，而只知道亚里士多德说的是什么；我们在前面第二节中也提到，王路教授在2007年出版的《逻辑与哲学》中对“柏拉图类乎逻辑的思考”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做了初步的研究；在1999年出版的《走进分析哲学》和2000年出版的《逻辑的观念》中，最后一章的题目都是“逻辑与哲学”。用王路教授自己的话说，“逻辑与哲学一直是我思考和研究的重点问题”[25]序2。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但是在他之前古希腊就已经形成了群星灿烂的哲学家群体。那么问题是，逻辑是如何产生的呢——或许也可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罗斯先生没有回答的那个问题?

王路教授认为“真正开创性的工作无疑是伟大的，但是，看不到它的渊源，对它的理解难免失之肤浅”[25]序6。2019年，他出版《逻辑的起源》一书，深入到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献之中，思考并想要发现：柏拉图的哪些思想是与逻辑相关的，这些思想又是如何导致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考虑；柏拉图的哪些思考方式是与逻辑方法相关的，这些方式又是如何促进了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考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但是没能形成逻辑，而亚里士多德却建立起逻辑，这里的原因在于何处?通过这样一些研究，王路教授认为至少会获得多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哲学的本质是逻辑”[25]417,在先验性和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这些方面，分析哲学与形而上学是一致的，分析哲学是当代形而上学，而且更进一步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二者由于先验性而紧密联系。第二，“逻辑是关于推理的科学”[25]420,作为一门科学，逻辑包括逻辑的观念和逻辑的理论两个部分，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图，就在于后者缺乏一个逻辑的观念，“这就是‘必然地得出’”[25]420。与这两个纯粹理论上的启示密切相关的，还有三个与实际相关的启示，即如何理解逻辑、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如何理解哲学。

四、絮语

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在1913年出版，其中第二讲的题目是“逻辑是哲学的本质”[38]。1927年，金岳霖先生在论文的“Prolegomena”(即“序”)中说：“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而不是与这里或那里任意拼凑的一些思想有关。……当论证支持一种信念的时候，哲学就开始有话要说。但是论证包括分析和综合，其中前提和结论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如果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那么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39]450在《逻辑的起源》中，王路教授则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四谓词理论，本质表达可以与主词换位说明，从而把罗素的那句话改写成“哲学的本质是逻辑”;然后，他说：“既然哲学的本质是逻辑，这就表明，推理及其相关的东西对于哲学而言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推理是一种论证的方式。由于哲学是关于先验的东西的研究，因而它的主要方式是解释、分析和论证。我们知道，分析需要推理，解释需要推理，论证也需要推理。因此对哲学而言，推理乃是至关重要的。”[24]420再往前回溯到两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说过，“说是者是，或说不是者不是，则是真的”[36]90。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雷格说的是“‘真’这个词说明目的。逻辑以特殊方式研究‘真’这一谓词，‘真’一词表明逻辑”[27]179,而且“‘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27]113。金岳霖在1948年写完的《知识论》中则说过：“真是一有尊严的原动力，不然不至于有拥护真理而死或寻求真理而牺牲的人。要它保留它底尊严，它至少要满足以下三条件：(一)公而不私，(二)可以寻求，而不能创作，(三)不跟事物底变而变。我们不必讨论这些条件，我们只说这些条件不满足，真底尊严取消，而同时也不成其为原动力了。”[40]74这些“名言”表述了逻辑与哲学、是与真、语言与世界等等之间的关系；如果把这些“名言”及其论证贯穿起来，我乐于发现这些作者之间是存在着学术上的承续关系的；王路教授自己在《“是”与“真”》中也提到“求是、求真，乃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也是一脉相承的思想”[9]42。

1981年，王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开始其治学和教学之路；2002年，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40年来，王路教授一路走过的正是一条“求是”“求真”之路，这样的“求是”“求真”,就是在研究逻辑和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样的研究之路，是堂堂正正的学术研究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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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M].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39] 金岳霖.金岳霖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0] 金岳霖.知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注释】

1 王路教授最初是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中谈到“必然得出”这个词,并且提到,亚里士多德“没有定义‘必然得出’这一重要概念”(参见文献[1]第89页)。

原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2-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