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转型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讨论中见仁见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而在我看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种独特的双重转型，它将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全面更新。这就需要从社会哲学的层次上，运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的一些新的成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探讨。

一、社会形态的两种视角与双重转型问题的提出

    所谓社会形态，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应是指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或基本类型。勿庸置疑，当初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概念，主要是强调从社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入手，联系这种经济关系所赖以存在的生产力根据，以及以这种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来区分和把握不同的社会形态。这样来把握的社会形态，又被称为经济社会形态（原文为Okonomische Gesellsehafts formation，过去译为“社会经济形态”，长期流行但不确切，现在应恢复马克思的原意）。正是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区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等基本形态，这已为人们所熟知。

    但是，随着近年来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深入，一种新的观念又进而为人们所关注，即社会形态是一种立体范畴，对它的区分和把握可以有多维视角，而不只是一维视角。其中讨论较多的便有技术社会形态这一新的视角。所谓技术社会形态，即是从社会的生产力的状况入手，研究和把握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技术特征，由此可以将人类社会区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不同的形态。技术社会形态概念的提出吸取了外学者有关成果的合理成份，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批判改造，从而进一步拓展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它与我们原有的经济社会形态概念一起形成了对社会形态进行区分和把握的两个不同视角。两者有着不同的着眼点，各有自己的意义和功能；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和兼容的。当然，这两种视角的地位也并非简单平列，经济社会形态仍然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形态的最主要的视角；但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也决非可有可无，它可以使我们从不同侧面更加全面、完整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形态。[1]

    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的这一新的成果，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手段。所谓社会转型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它可以指整个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社会基本类型的转换，也可以指一定社会形态范围内的社会具体类型的转换；但不论是哪一个层次上的社会转型，都可以按照社会形态本身的不同视角去考察，从而纳入一种立体的逻辑框架。既然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作为两个不同视角各有自己的着眼点，那么我们就应该将分属于这两个不同视角的社会转型科学地区别开来，在不同的规定性上去把握；同时，既然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作为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视角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和兼容的，那么我们又有可能将社会转型研究中的某些不同角度的认识成果科学地统一和整合起来，从而摒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孤立和分割的倾向。

从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我们正在经历多方面的社会转型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正是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这两个不同视角内的两种转型，在此可以称之为双重转型。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和背景，现阶段所经历的这个双重转型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内容。我们所应该做的，便是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这两个不同视角出发，分别研究这两种转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二者之间的合理联系和统一。

      二、重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形态视角内的社会转型

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中国的社会发展的确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历史道路。在经历长期封建社会之后，中国没有走上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借助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光明的希望和曙光，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点当然不容否认；同时必须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失误和曲折。这种现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使人产生困惑和疑虑。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所进行的严肃反思告诉我们，中国虽然是在较低起点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一选择有其合理的根据，属于历史的必然。我们过去之所以出现了种种失误和曲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于我们错误地建构了一种不切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括“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和文化体制。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借鉴于前苏联，它虽然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以后的实践中日益显露出严重的弊端。因此，我们所应该做的，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而是要否定社会主义的这种模式。我们过去曾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有某一种固定的模式，如今这种僵化的观念已被打破；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的建构模式。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特别是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出发去探寻真正适宜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就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成功之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科学认识，中国拉开了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体制改革的帷幕。这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代之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已在实践中被确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还要完成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相应变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这场改革是极其深刻的，但它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构，其实质，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建构模式的转换。这种模式转换虽然不涉及社会形态本身的改变，亦即不改变社会的基本类型，但它却涉及社会形态内部的社会具体类型的改变，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将由一种具体类型转变为另一种具体类型，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社会转型的范畴。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属于经济社会形态的序列，那么这种转型——由体制改革引起的社会主义社会建构模式的转换，亦即社会主义的重构——便属于经济社会形态视角内的社会转型，其基本规定必须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去把握。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18年。这18年间，新旧模式的转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破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正逐步形成，到本世纪末将确立其基本框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改革也在适宜的范围内有所推进，其目标渐趋明确。如今，我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攻坚，而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改革则有待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支点上进一步展开。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保证改革任务的继续完成，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建构模式的转换，实现这一意义上的社会转型。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虽然中国的这一“试验”还在进行过程中，但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中国人的脚下充满希望地延伸。

三、社会现代化：技术社会形态视角内的社会转型

当我们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转向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由这一视角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意义的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一些学者称之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的过程亦即所谓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已有许多的讨论，但我认为还有必要从社会哲学的层次，运用“技术社会形态”这一新的概念对一些认识进行提炼和归纳，包括某种重新审视。

    既然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是从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入手，研究考察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技术特征，那么所谓农业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转型、亦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就应从社会各个领域的技术特征的相应变化去把握。就生产力而言，农业社会中是以手工农业为主导，而工业社会中则是以现代工业为主导，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即工业化是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就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而言，农业社会中采取的是与手工农业相适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而工业社会中则采取与现代工业相适合的市场经济形式——所谓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在这里都是作为生产关系的技术形式存在的；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即市场化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次的现代化统一起来，便构成所谓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从政治领域看，农业社会中大多采取专制的或集权的政体形式，而工业社会则通常采取民主政体的形式——这些不同的政体在这里是作为政治关系的技术形式存在的，并且是与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技术形式相联结的；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即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从思想文化领域看，农业社会中具有明显的愚昧和迷信的色彩，宗教神学影响深远，而工业社会中现代科学充分发展，科学精神广泛渗透到各个方面——这些可以看作是思想文化体系的技术特征；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即科学化是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以上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政治现代化（民主化）、文化现代化（科学化）便构成社会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反映了从农业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看，这一转型属于两种技术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基本类型转变的性质。

    中国社会现代化亦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在历史上进展迟缓，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艰难起步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社会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推动社会现代化

进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是，由于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影响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而经济现代化的迟滞又拖住了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后腿，使之未能正常展开。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课题，就是下大气力发展生产力，以此为导引尽快解决经济现代化问题，并最终促使社会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完成从农业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代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发展的前锋已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任务中也就应该同时包括吸收最新发展成果的某些内容。

应该看到，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社会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经济发展“翻两番”的任务提前完成，产业结构变化显著；经济体制改革在反复探索后终于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这正体现了经济关系现代化的要求。同时，为政治现代化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加强，为文化现代化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的科学精神正在得到发扬。可以确信，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一定会尽快实现。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会看轻现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按照既有的方针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四、双重转型的特殊组合和统一进程

以上两个不同视角内的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形态视角内的社会主义重构或模式转换，技术社会形态内的社会现代化即农业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转变，同时并存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而且它们不是各不相干地孤立展开，而是相互联结和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双重转型的特殊组合。

    之所以说是一种特殊组合，因为技术社会形态视角内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现代化），在历史上通常是与经济社会形态视角内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相联结，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而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便自然要延伸到社会主义阶段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以完成。于是便出现了上述两种转型的特殊组合：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形态自身要不断发展，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另一方面则是在技术社会形态意义上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两种转型的联结表现在，我们要实现的后一种转型即社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而我们要完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转换或重构也必须与社会现代化的要求相一致；由此便引出了两个为中国特殊实际所决定的特殊命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这两个命题集中体现了双重转型特殊组合的实质。

    既然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存在着这种双重转型的特殊组合，我们就应该恰当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把它们的进程科学地统一起来。而这种统一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有其自身内在的客观根据。

就客观要求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把这两个方面的转型同时提到我们面前，哪一个都不能忽视、更不能放弃。一方面，社会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旧的苏联模式已宣告失败，如不及时进行模式转换而重构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另一方面，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一再迟延，若再不抓紧时机、尽快赶上，我们就将无法立足。这两个方面的转型都是现阶段迫切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只能统一起来共同推进。而从其自身的客观根据看，这两种转型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在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内，社会主义的重构或模式转换要求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任务，并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同时推进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在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内，社会现代化即从农业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转型又是以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科学化等为主要内容；这两种转型的基本趋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均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一致性，我们才有可能把双重转型的进程统一起来。这样，双重转型的统一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统一，才能科学地解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这两个特殊的历史命题，把中国社会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注释】

[1] 关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拙著：《当代社会形态问题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2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