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活在其他地域内的人类群体可能拥有迥异的文化这一事实。如何在文化差异的背后找到共同的人类精神，如何在价值多元的现实世界重构人类存在的确定性基础，是文化哲学亟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在启蒙运动时期，当文化遇到形而上学，后者为文化获得确定性基础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决方案。从文化哲学史视角重新考察这段思想史，或可为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某种启示。

启蒙运动：开启文化哲学的主题化阶段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自古希腊“自然与习俗”（physis—nomos）之争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新康德主义者正式提出“文化科学”之前，文化哲学经历了漫长的非主题化阶段。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恰恰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形而上学的巅峰时期，文化现象逐渐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启蒙运动是文化哲学走向主题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启蒙理性与浪漫主义两种关键阐释范式，不仅深刻塑造了文化哲学后续的发展路径，也历史性地拓展了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与理论视野。

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普遍相信人的理性能够把握自然和人类社会全部现象的必然规律，其中也包括文化现象。在启蒙理性的视域下，人不是带有原罪的上帝造物，而是可以通过理性原则不断臻于完善的自由意志产物。人可以通过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不断超越“自然的人”的界限，成为“道德的人”“自由的人”。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阐发的上述核心观点构成启蒙理性阐释范式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这种阐释范式中，文化成为由“自然的人”转变为“道德的人”的关键手段。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指出，“自然的人”被赋予了两种完全对立的倾向，一种是“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另一种是“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两者之间形成了对抗性。在康德看来，正是在“非社会的社会性”力量推动下，人类脱离了他们历史开端的原始而转向文化，其最高目标是建立一部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在这部公民宪法之下，人类可以逐渐摆脱上述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最终实现“道德的人”的自由联合。

在康德看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全部自然禀赋注定要充分地并合目的地发展出来，其中人的理性是所有自然禀赋的宗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不是由本能或先天知识引导的，而是要由自己的理性创造一切。这是大自然关于人类历史的“隐秘计划”或“意图”。因此，文化作为人的理性创造物，既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也是实现自然目的论最终目的的重要环节。

浪漫主义：对启蒙精神的反叛抑或批判

在启蒙理性主义一路高歌猛进的18世纪90年代，德国早期浪漫派开始对各种普遍性原则发起了第一轮“冲锋”，浪漫主义运动也因此被武断地贴上了反启蒙甚至反理性的标签。作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和早期浪漫主义的思想先驱，赫尔德提出了差异性统一的文化有机论思想，既奠定了浪漫主义文化哲学阐释范式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启蒙运动的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提到赫尔德，最为人所乐道的无疑是发生在他与康德之间的关于历史—文化观念的争论。康德是赫尔德在哥尼斯堡生活期间的老师，受其影响，赫尔德终其一生都是一位前批判时期的康德主义者。在康德发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同年，赫尔德开始出版自己最为重要的著作《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明确反对康德的启蒙理性主义立场；康德在1784—1786年间相继完成《评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第一、二部》与《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两篇文章作为回应，这就是启蒙运动时期那场著名的学术公案。

与康德的理性主义文化观念不同，一方面，赫尔德反对将文化与自然割裂开来，认为两者具有同一的有机力量来源。正是这种有机力量而不是人的理性创造了一切，其中也包括文化。赫尔德正是以此来反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傲慢与专断；另一方面，赫尔德坚决反对使用抽象理性来规约个性化生命体验，强调在人类整体不断走向“上帝世界”的过程中，那种有机力量在每个个体和民族中都会发展出多样的“天赋”，形成个性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民族精神。由于每个个体甚至民族的生命力都是有限的，这些被超验的有机力量赋予的个性生命体验和民族“天赋”就以文化的形式得以保留和发展。由此，赫尔德在普遍性中开掘出特殊性视域，又将一切特殊性归于普遍的有机力量。

即便如此，他坚持认为，人类是自然之中的独特存在，是更低一级的创造物（植物动物）的最高目的，同时也是更高一级的创造物（精神、灵魂）的最低形态。人类历史是联结地球世界与“上帝世界”的中间环节。人类能够也应该借助文化进行自我培养以不断接近“上帝世界”。因此，赫尔德的浪漫主义文化哲学思想非但没有背离启蒙的人本主义精神，反而以对个性自由和特殊性意识的诉求对启蒙理性主义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两者共同构成了大启蒙运动。

新康德主义：在文化哲学中探索形而上学的“中兴”之路

在康德与赫尔德生活的启蒙时代，人们普遍相信能够为一切存在找到确定性基础，但在1848年革命之后，以黑格尔哲学体系为代表的形而上学逐渐走向衰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几乎夺走了哲学的全部研究对象。在新康德主义开始出现的19世纪下半叶，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者李普曼、赫尔姆霍尔茨、朗格、福克特、黎耳等面临的首要理论任务是应对形而上学衰落所引发的哲学危机。为此，新康德主义者坚持返回到康德那里，试图通过进一步发展康德的先验论原则来形成新的认识论。在1878年帝国政治危机中，他们开始重视实践哲学，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文化理论。以洛采、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文化哲学阐释范式来看，启蒙理性范式强调人类理性在文化创造中的核心作用，而浪漫主义范式则致力于调和理性与非理性、文化与自然、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之上，弗莱堡学派首次明确提出文化应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并以“价值”概念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关键工具。该进路不仅重新确立了启蒙传统中的人本主义精神，也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哲学在学科意义上的理论自觉。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区分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提出纯粹“善的意志”具有绝对价值，事物的相对价值则由人们评价其有用性来确定。弗莱堡学派创始人洛采将价值置于自己哲学思想的中心，他明确区分现实、普遍规律与价值三大领域，指出只有价值领域关乎有效性而属于哲学问题。为确立评价行为的普遍有效性，文德尔班改造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命题，提出“规范意识”概念，将其作为超越个体意识的“一般意识”，进而提出价值就是进行评价活动的规范意识的相关物。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系统讨论了科学分类问题，以价值相关或无涉作为区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本标准，并采用个别化方法（或“与价值相联系的方法”）赋予人类社会一次性的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以确定的价值。“价值”概念因此在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文化哲学思想中获得了本体论意义。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硅基生命体的“他者”身份使人们越来越怀疑自身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工具理性形成的科技文明难以为现代人提供有效的价值认同基础，人类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价值撕裂甚至对立。文化既可以作为某个人类群体凝聚为“我们”的认同基础，也可以成为区分“我们”与“他者”的显著标志。在此背景下，自启蒙时代的康德、赫尔德至新康德主义者在形而上学层面对“文化”概念所展开的探讨，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6.3.4第5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6.3.23